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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原作者朱大可，有删节改动） 动物迁移是自然界中诡异的现象之一。澳大利亚圣诞岛1.2亿只红蟹的海岸移动，北极燕鸥往返7万公里的超长途飞越，灰鲸长达1.8万公里的繁殖与觅食运动，东非角马长达5000公里的转场运动，都已创造地球生物史上的极限纪录。 最令人震撼的是北美驯鹿的事迹：近18万头驯鹿，每年从南部林区迁徙到位于北极苔原的繁殖区产犊，而后，不顾狼群和棕熊的捕猎，重返越冬区，完成长达数千公里的迁移，场面气势恢宏，惊心动魄。  春运中青年的眼神（凤凰心理配图） 春运证明中国人拥有战胜旅途困境的智慧与机巧。今年流行的“春运神器”，除原始的手推车、小马扎，又出现“硬座宝”“鸵鸟枕头”“大腿枕”“贪睡支架”“车颈枕”“箱包防丢器”及“抢票软件”等。春运回家由单纯的拼体力，又增加了对智力的考验，诸多科技公司也参与了抢票软件的设计。所有这些发明物形成一条粗大的界线，对中国人与迁徙性动物，做出了深刻的人类学分界。既然无力改变恶劣的春运体制，返乡者就只能利用外延工具，改善自己的生物性能，以适应严酷的长途跋涉。
在这些“春运神器”中，有一神器叫作“鸵鸟枕”，其形状犹如一个臃肿的头套，可以用来遮光与隔音，该设计借用了“鸵鸟策略”的原理——一头扎进沙堆，以为自己看不到对方，而对方也就无法发现自己。这是自我安慰的工具，从无法改变的严酷现实中，它搭建出一个临时而微小的乌托邦空间。
究竟是什么“精神春药”在推动中国人的周期性返乡运动?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谜语，但正是“大腿枕”和“鸵鸟枕”揭示出中国春运的本性。它是一种声势浩大的乡愁，寄寓着底层劳动者对于故土、亲属、旧友的思念，并由这种思念而寻求团聚与重逢。在这样的文化诉求里，还应当包括对于所有过去生活痕迹的周期性缅怀。导致这种乡愁的原因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中国人对未来的迷惘和对现实的焦虑。鉴于东西部之间、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巨大落差，落后、破败、萧条和资源短缺的故土无法承受他们的未来梦想;只有到东部发达城市谋生，才能获取存在和发展的基本空间。而基于户籍制度的限定，那些最辛勤的城市建设者却无法成为新家园的主人，于是他们只能在两地之间狂奔，以搬运一个关于“家园”的文化幻觉。  春运到家后的眼神（凤凰心理配图） 在某种意义上，春运就是“春晕”，也即一次农历春节期间的自我电击，可以将其视为最剧烈的心理创伤疗法。它利用一个混乱低效的运输体系，和一种充满苦难的迁徙，来重申改变命运的必要性。每一次返乡，都是一次痛彻心扉的自我告诫，激励着每一个人跟乡村道别，成为都市的未来居民。但这场悲剧的真正要害在于，无论都市还是乡村，都不是春运人的真正家园。只要他们没有找到自己的理想地，这种钟摆式回家运动就将永不停息。  春运火车上，一名儿童在眺望远方（凤凰心理配图） 深藏在这场空间运动背后的是时间的悲剧。拥有漫长历史的乡村，正在面临土壤贫瘠、人口流失、村社瓦解、资源殆尽的终局。每一个人的心理都将接受变革的涤荡。 (责任编辑：www.exinli.net) |
